1955年被授予中将，有人为他的军衔感到不平，但他淡然道：张广才只授少将！
1958年初冬，北京西长安街的寒风穿过八一大楼的回廊，吹得军帽上的红五星微微作响。几位来开会的老八路凑在暖气片旁，低声商量：“老詹那年怎么就只是中将？”言语里带着惋惜。议事厅另一侧，詹才芳正举着搪瓷缸，神色自若。有人递上一张折好的纸条，他扫了一眼，笑着说了句：“才少将嘛。”
三年前，也就是1955年9月27日，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。授衔当天，钟声在中南海鸣响，上百位将帅肩章金光闪闪。詹才芳佩戴中将衔步出礼堂，同批被授上将的陈锡联、韩先楚等纷纷上前敬礼。场面热烈，可背后却难免出现比较。老部下当时没敢多言，此后逢会便悄悄嘀咕：“首长打了那么多年仗，凭什么只排中将？”
闲言终归传到本人耳里。一次座谈，一位已晋大校的旧部忍不住吐苦水：“要我说，您当上将，我可能还能混个中将。”话音刚落，会场安静。詹才芳抿了口茶，轻轻放下杯子：“别拿我说事，先看看张广才同志。”
1900年春，张广才出生在湖北黄陂叶家田。家里三间土屋，两斗薄田，七口人挤在一起，勉强糊口。父亲常年外出打短工，还背下一身债，病倒时连棺材板都凑不齐。九岁的张广才便去放牛；十二岁到汉口烧窑，黑烟呛得他直咳嗽，却也磨出一副硬骨头。
1926年夏，他在汉阳纱厂轧花车间听见工友喊“三打倒”，立刻丢下铁钳跟着上街游行。次年“四一二”血雨腥风，他没退，反而在地下支部递了入党申请书。1928年回乡后，挑着木箱在乡间演说：“穷人要想翻身，得有自己的枪。”没多久，黄麻起义的火光点亮夜空，他已是农协骨干。
1931年春，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吃紧。独立团急缺政委，组织找到他。他只说一句：“有枪就行。”当年十一月，独立团并入红四军十师三十团。张广才把“政治夜校”搬进战壕，白天打仗，夜里背《三大纪律》。黄安战役，红军用围点打援的办法生擒敌师长赵冠英，三十团士气最盛，师首长在嘉奖令上写：“政工得法，士气如虹。”这句评语后来成了军内典范教材。
长征路上，他带伤坚持，途中却因染伤寒高烧不退，被就近送往川北老区休养。抗战爆发后，他调入八路军总政治部锄奸部，负责情报与保卫。任务隐秘，战功不写在战史里，却常用一句话鼓励同事：“没枪声，也要有胜利。”
1946年春，他随东北干部大队上了火车。关外一片白茫茫，粮秣匮乏，他带队到农户家做工作，“多送一把高粱，就是多存一发子弹。”吉北军分区的后勤仓库，从空荡到盈满，他整整跑了两年。后来调军工部第七办事处，当起了炮弹生产的政委。前线捷报传回，他往往只是笑而不语。
健康却日渐敲警钟。胃溃疡、旧伤、伤寒后遗症轮番袭来，组织一度考虑让他休干。1955年制衔名单上，军委把他列入少将名额。有人愕然：红四方面军资格最老的政委，何以位列末席？军委干部部给出的理由直白：十余年未担任集团军级以上一线指挥，加之体弱，不宜列高衔。但“战史处”档案给他贴了八个字：立场坚决，贡献持久。
再回到那场1958年的会议。詹才芳接着说：“张广才整一辈子没吭声，咱们又有什么好计较？军衔是岗位，不是价签。”大校低头不语，气氛松动。有人感慨：“还是老首长看得透。”
名额限制在当时并非冷冰冰的口号。六位大将、五十五位上将、三百多位中将，数字一锤定音，谁进谁出，背后是漫长的平衡。前线将领、后勤专家、技术骨干、政工干部，都得在一张表里找到位置。为了让年轻军师级指挥员有上升通道，不少资深老同志主动要求降一档。许光达把列出的“上将”划掉，写上“中将”；徐立清直接在申请表旁加注“可授少将”。这种风气让组织少了踌躇。
事实也证明，军衔并非评价全貌的唯一尺子。张广才离世于1969年4月，时年六十九岁。葬礼简单，却有大批湖北老区群众自发赶来，他们记得这个常年背军用挎包、蹲在田埂上谈土改的“张政委”。档案里只写“少将”，但在人心里，他的分量不止如此。
看似一纸军衔轻重，实则折射出制度、岗位、健康、时代的多重剪影。有人沙场显锋芒，有人后方筑堤坝，评价体系很难面面俱到。老一辈革命者却常以一句“服从组织”自勉，将个人光环让渡给集体荣誉。放在今天再读，那一页名单上的名将与“无名英雄”共同托举了新中国的黎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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